一场乡村治理的思想盛宴——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交流会综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

7月12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交流会在山东荣成市召开，来自全国的专家、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代表和相关单位负责人齐聚荣成，围绕“三治结合筑基乡村振兴”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轻轻回拨时间指针，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自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各试点县（市、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充分发挥了乡村治理“试验田”的作用。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已开展一年多，“入之愈深，其进愈难”，为了更好地攻坚克难、深入推进试点示范工作，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主办了此次会议，为各地提供相互借鉴、互相交流的平台，望借此机会，各地能找到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新启示。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荣成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辖12个镇、10个街道、778个行政村。近年来，荣成全面推行“信用建设＋志愿服务”模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构建了“自治、法治、德治”相互融合促进的乡村治理格局，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根据会议安排，与会人员和记者来到荣成市王连街道，了解这里率先实施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走进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的暖心食堂，正赶上开饭。“今天吃鱼，还在火上炖呢！”正在做饭的“巧厨娘”一揭开锅盖，农家柴锅炖大鱼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11点半，村里80周岁以上的老人陆续来吃午饭。在暖心食堂做饭的“巧厨娘”都是志愿者，来食堂做饭不要工钱。据了解，荣成自2019年起，在全市农村推进“暖心食堂”建设，目前全市有400余家暖心食堂，覆盖60％的村居，每天有1.2万农村老人享受免费午餐。记者在村里还发现了暖心小屋，里面有几个义务服务的摊位。在义务理发摊位值班的刘德周告诉记者，他每周要来两个半天提供志愿服务。

在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记者了解到，志愿者服务是荣成市基层治理的特色之一。目前，全市有志愿服务队有1400余支。荣成为全市60万名本地居民、14.3万名外来人口、1.2万家企业、2.9万个个体工商户，全部建立了信用档案。根据信用积分，还配套了一系列奖惩措施。在信用积分制的激励下，荣成市基本村村都有志愿队、户户都有志愿者。

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在会议发言中介绍，荣成将信用管理与村规民约、村民福利、志愿服务、信用考核“嫁接”在一起。把志愿服务纳入个人信用赋分。积分与福利和公益服务享用挂钩。在积分制的激励下，农村志愿者由不到5000人迅速发展到16万人。提升了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热情。现在村里的清洁、暖心食堂、公益服务大部分由志愿者承担，社会和谐程度大幅提高。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在会上总结时指出，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是治理的主体，乡村治理的核心就是要突出农民群众的参与，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记者在会议中了解到，“以问题为导向”是各地的主要治理经验之一。在交流中，不少地区表示，其经验做法实际上是围绕解决其自身的难点、痛点、堵点而开展的。

山西省长子县全县80％的矛盾来自农村。长子县抓住这一实际，将农村民调、红白理事、建房规划等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五个专门委员会整合成立农村民事管理委员会。组建专职民调队伍，聘任多年从事政法工作的退休干部担任专职调解员，在农村由民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和网格长随时受理处置各类民事纠纷，使不少矛盾纠纷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得到解决。

浙江省云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留守老人如何关爱、进城的农民人户分离如何管理、农村资产如何盘活利用？这些山区县面临的治理难题，在云和县都有集中体现。云和县首创街乡共治模式，按照办事就地原则，将涉及进城农民社会身份的办理事项确定由现居住地街道、社区办理，实行同城同待遇政策；推进医疗救助和医药上山工程、完善村卫生室和巡回诊疗设置，实现“20分钟医疗服务圈”全覆盖。建立由村集体为主导的流转机制、搭建全国首个农村产权流转平台、首创全国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免担保模式。

湖南省涟源市针对村务管理乱象丛生、村级腐败易发多发、信访举报居高不下的突出问题，启动“互联网＋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工作试点。对村级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建立权力清单28项，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32幅。一张清单，厘清了权力边界。同时，涟源市打造“一网一微一栏”三个平台，利用网络、微信、村务公开栏推动权力公开，对公开内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能公开尽公开”。

张天佐表示，乡村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研究破解问题的办法。从一些地方成功的实践看，往往从问题突出的小切口切入，在有效解决这类“小问题”的同时，农村很多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特别是在农村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的当下，要时刻关注产生的新问题，切实保护好农民权益。　

积分制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好办法。去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下发专门通知，鼓励各地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本次会议上，一些地方对本地关于积分制的实践经验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些地区各有妙招，其探索创新各具特色。

山东省莱西市通过“德治、德益、德学”体系，用积分制构建了“德者有得”的机制。莱西市从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等方面入手，明确75项赋分、专项考核、折算权重纳入统一平台，搭建道德资金平台、物质激励平台、精神奖励平台，实现了道德积分管理与运用，将口碑评议变成精确赋分，全面提高了各级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实行“积孝、积善、积信、积勤、积俭、积美、积学”等“七积”的道德积分银行。村民可用积分兑换米、油、洗发水等物资。道德积分银行参照商业银行的操作模式，积分存储在电子储蓄卡中，只需轻轻一刷，就能实时了解积分兑换情况。道德积分银行实现了引导群众崇德向善的目标。

张天佐认为，积分制可以将农民群众心中所感、眼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乡村治理由无形变有形，使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模糊感觉变为精确赋分，“小积分”解决“大问题”。　

农村基层干部都希望有一份“工作清单”，厘清工作范畴。有了这份清单，意味着基层工作权责更加明确，基层干部可以更加聚焦乡村发展、村居事务。在此次会议中，大家对“工作清单”制度优势进行了深入讨论。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建立村居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制定村（居）民委员会有关职责事项“6张清单”，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明确未经海沧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下放的工作事项，不得下放至村居工作站中。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推行村级减负清单、责任清单、监督清单、服务清单，促进村级减负增效。蔡甸区实行基层工作事项准入制度，从源头挤出超出职责范畴的任务“水分”，切实减轻工作负担，基层治理压力得到有效释放。

重庆市渝北区推行自治清单、协助清单、负面清单、证明清单，切实解决了村级行政事务多、挂牌多、不合理证明多等问题，累计减少部门和镇街延伸事项340项，为村级组织总体减负50％以上。

张天佐表示，乡镇是我国政权的最后一级，农民群众对党在农村政策的感受，主要来源于乡镇和村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当前，乡村公共服务和管理的整体水平仍然不高，要重点探索建立县乡联动机制，增强乡镇统筹协调和治理能力；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清理整顿村级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多等问题，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使其集中精力解决村内事务；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探索健全基层服务一体化平台，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各地都在实践中探索丰富了“三治结合”的形式载体。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全面提升“1+3+X”基层治理模式，“1”为区乡村屯（组）四级党组织网络；“3”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X”为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了区乡村屯（组）四位一体、各单位紧密结合、协同作战的乡村治理体系。

贵州省福泉市“五个三”推进乡村治理，即市级、乡镇、村级的“三级联动”；创新自治实践、拓展法治外延、丰富德治载体的“三治结合”；选准主导产业、扶持村级创业、保障群众就业的“三业共进”；做优生产环境、作美生活环境、做靓生态环境的“三生同步”；要素保障夯实有力、考核督导推进有序、示范推动创建有效的“三重保障”，整体工作系统性强、落实力度大。

陕西省留坝县以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为抓手，构建村级新型组织体系、产业发展体系、道德实践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全民参与的自治工作体系等五大治理体系，用高效治理助推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分层分类统筹推进城镇型、过渡型、农村型的村（社区）治理，城镇型社区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实现“治理优服务”；过渡型社区突出需求导向，大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妥善将过渡型社区补偿资金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性资产；聚焦农村全产业链条和农村资源高效利用，切实解决农村投资难题。

安徽省宁国市建立农村基层“1311N”组织体系，即建强村党组织1个领导中心，健全村民会议、村协商委员会、村民委员会3个自治组织，完善1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培育1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群团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其他民间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N个协同组织作用，健全“党建引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制，逐步形成“五维共治”乡村治理品牌，全面激活村级组织内生动力。

青海省贵南县探索了以村支部为领导、以乡村治理试点为助推，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主导、以种养大户为引领，以家庭种植养殖为基础单元的抱团发展产业新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了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河南省济源市经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个引领（党建）、两化支撑（智能化、网格化）、三治结合（自治、法治、德治）”的123乡村治理模式，突出了党建引领，增强了干事创业动力，以智能化的公共服务和网格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作为支撑，提高了乡村治理能力、激发了基层发展活力。

张天佐认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央根据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特点提出的，三者是一个整体。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积极探索“三治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等治理方式，发挥乘数效应。

与会专家对各地的创新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建议意见。专家表示，试点地区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新，有的地区利用了积分制，激发农村居民诚实守信优良品质、继承发扬诚实守信的美德；有的地区列出了权责清单，为助力村级组织“轻装上阵”提供了制度保障；有的地区实现了“三治结合”的制度创新，完善了乡村治理长效机制；还有的地方聚焦自身劣势，创新治理手段，积极探索补足短板，实现乡村善治。总之，试点单位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提升了治理成效。

同时专家建议，各地在创新乡村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应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内生动力，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应更加注意激励手段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关注乡村治理体系的效率、平等、稳定及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

张天佐表示，会议总结交流了乡村治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实践经验，说明试点示范工作达到了预期成效，初步形成了一些乡村治理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下一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快推进试点工作，突出抓好制度建设，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手段，加强宣传总结与推广，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更好地推进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中，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成效。